艺述：杨乃乔|新音乐崛起的繁盛与当代音乐 ——新音乐的哲学思考（下）
让我们的思考回到流行音乐那里去。
需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讨论的是指艺术作品的商业性收藏与增值。大众音乐有买卖交易纸本乐谱的那些事，这种纸本乐谱的商业交易最终还是要在现场演出变现为商业效应，而不能被解释为演出商是投资收藏在现场展开的音乐本体形式。这个问题也还有待于音乐批评界与音乐理论界给予展开性的讨论。...
这，是当代音乐的新贵族品质。
我在这里所言指的新贵族不是以物质上的占有与富有为衡量的，而是指涉精神上的占有与富有。...我们必须指出，新音乐人秉有自身的高贵，然而在学院体制营造的当代音乐圈子里，小众新音乐人之间的拼才华、争高低与背地里的相互攻击也是存在着的。...
其实，关于当代音乐不向商业妥协的社会伦理问题是值得展开讨论的，温德青及有良知的当代音乐家自律地拒绝当代音乐的商业化，这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资本全球化的商业性策动下，媚俗文化和低俗文化是随之而来的必然附庸性产物。同样是创作观念上的激进与前卫，然而，新音乐既不商业化，也不媚俗化，更不低俗化！...
...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与获取上，流行音乐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新音乐，大众娱乐至死的疯狂及其在场的呐喊，成为支持通俗音乐人瞬间走红且获取巨额利润的商业杠杆。...
...“需求”是一个逼使人们脑洞大开且求取商业机遇的字眼，所以还有一种心酸的情愫是让人无法释怀的：周杰伦们几场商演的收入，可以让叶小纲们辛劳半辈子；何止如此，当代艺术家几幅“坏”画作品商业拍卖的收入，可以让高贵的当代音乐家低头操劳一辈子。...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我真的不希望娱乐文化成为把商业资本隐指为上帝，而形成一种亚宗教形态，其中聚众着太多的只懂拜金主义的文化贱民。...新音乐人是学院体制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许拥有本科、硕士与博士学位，甚至还有博士后，然而，在娱乐至死的商业文化时代，他们的确没有向社会大众释放音乐的公共话语权。
...不少新音乐作品在一次实验性演出之后，也就束之高阁了。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少作曲家也就是拿着国家的课题经费，完成一个科研课题而已，音乐创作的社会性本质也被改变了。我们还可以递进一步设问：这个时代怎么了？艺术究竟为何？
话又不得不说回来，残酷的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商业资本的运作与支持是推动艺术行为持久性发展的内在动力。...上海音乐学院在第一届当代音乐周提出了“没有当代，就没有未来”的口号，在第二届当代音乐周又调整了自己的口号：“有了当代，就有未来”。从形式逻辑学上判断，这两个口号在语义上仅是同义反复的不同修辞性表达而已。...
如上述我们所指出的，当代艺术的进入门槛低...所以在审美意识形态与艺术批评领域，当代艺术的争议性特别大。再加上当代艺术作品的可收藏性及其商业性炒作，来自于批评的反正两个方面合力推动了当代艺术评论的异常繁盛，当然，这里的繁盛也浮泛着泡沫与假象，我们必须承认，除去一批有水分的文章之外，其中不乏优秀且持有真知灼见的当代艺术评论文章。
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家身份与中国当代音乐评论的贫困
较之于当代音乐的进入门槛高及其难能可贵的新贵族品质，当代音乐批评与当代音乐理论却处在极为贫困的状态。“中国当代音乐评论比赛”或“乐评高峰论坛”曾是伴随七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开创的一个乐评板块，旨在推动当代音乐评论的发展，然而因参与者所提交的音乐评论文章质量较低，或还存有一味“唱赞歌”的现象，最后，不得不被中止。这无疑是让人警惕的！...
我认为，邀请音乐学专家出场以补缺当代音乐评论的贫困与人才的匮乏，这显然是无奈之举。...
客观地讲，在汉语中国本土崛起的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是非常繁盛的，其中可引起乐评界思考的问题也是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个时代新音乐气象在呼唤着当代音乐评论的崛起与发展。以下我再简约地列举三点。
第一，在概念的使用上，“北京现代音乐节”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读与争议。从西方艺术史教科书划段的一般概念上来理解，上个世纪早期发生的现代派艺术或现代派音乐已经把“现代”这个时间概念占有完毕...并且无论是作为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还是作为哲学思潮意义上的“现代”，两者均已有定性的诠释，并且当下已经进入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化时代。...
第二，总体地评析，从三个国际当代音乐活动所邀请的乐者及曲目来看，其所集纳的音乐观念、作曲技法、表现风格、审美原则与演奏形式等相当“杂混”（hybridity）。...现代音乐——当代音乐——新音乐的边界越是开放，主办方越是要持有自觉的音乐观念与美学立场给予限定；严格地讲，这三个国际性当代音乐活动对任何一位乐者及其曲目的邀请，均标志着主办方对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之本质的理解与回答。...
第三，人在原始自然生态中的审美需求本质化出音乐、绘画与舞蹈等感性的原初表现形式，因此音乐、绘画与舞蹈是人的本质自然审美的对象化，而现代与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元素对音乐构成的渗透，让音乐源起于自然的审美表现形态最终疏离于人的本质。...法兰克富学派在上个世纪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应该引起当代乐评者的关注，毕竟人是音乐的本质。
写到这里，有一个场景是难以让我忘却的：创建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学派及所属的多位哲学家对国际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我注视着这部代表著白灰交织的封面，其赫然书写着“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新音乐哲学》，并且还有几页阿多诺撰写《新音乐哲学》的德文手稿散落在旁边，更有一座体量较大且老旧的栗色节拍器，以其一角斜压在《新音乐哲学》的书侧上。...
...新音乐在中国当代乐坛崛起得如此繁盛，当代中国的专业音乐学研究者又有什么理由容忍当代音乐评论依然处在不对等的贫困状态？...【该文收录于《中西文学艺术思潮及跨界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416—434页）】（完）【仅供参考，部分文字删减，阅读全文请查阅原文。侵删！】
此次“文学艺术跨界工作坊”还同步举办了六位中外学者的专家讲座，我们在此也记录如下：Alicia Relinque Elet教授（Universidad de Granada， Spain）的“Searching for the True Meaning：On the Translation of Tang Xianzu’s Mudan Ting”（“探寻真实的意义：论汤显祖〈牡丹亭〉的翻译”）；Sultana Wahnn教授（Universidad de Granada， Spain）的“La hermenutica literaria de 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的文学诠释学”）；丁亚平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的“电影史是什么？”；王岳川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国学与书法”；宋瑾教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走出慕比乌斯情节——西方音乐：从后现代到后现代之后”；朱青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当代艺术的现状与问题——以‘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为中心”。此次工作坊结束后，我们整理了与会学者的发言稿及相关论文，以结集出版这部文集：《中西文学艺术思潮及跨界思考——文学与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的对话》。